2021新浪金麒麟论坛·ESG峰会于12月3日在线上举行。万科集团创始人兼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出席并演讲。
作为一名非常关系气候问题的企业家，王石连续参加了多年世界气候大会。谈及感受，他直言，第一参加气候大会是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会场内外充斥了悲观的情绪，美国对该议题并不积极。而今年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中美两国找到了共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发挥上形成了一致意见”。
“人类在意识形态等各方面产生冲突，不和谐，发展、发达、滞后、贫富悬殊等等问题，但全人类在面对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时，形成了一致”，王石感慨，实际上，这个共同的敌人又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也只有人类联手共同面对这个问题，来打败我们自己创造的敌人。
谈及“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里的中国企业馆，王石直言“一枝独秀”。他还透露，建馆之前是很有纠结的，因为受疫情影响，很多会议都改为线上召开，如果建了馆，但现场没有多少关注，那还如何宣传、交流呢。
“但我的想法是，只要是线下能召开就要建。谁知道呢，万一它很热闹呢，到时候我们没有建馆，那不就很可惜了嘛，缺少了中国做气候变化一个非常好的宣传阵地”，王石说，因此就下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建。“建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谈及万科的非常早就提出了“绿色转型”，王石坦言，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90年代末，我国连续几年发生了洪水灾害，因此，政府下定决心，不再砍伐森林，甚至还要退耕还林，“这个政策显然对我是有相当的刺激和启发”，他说。
第二原则，则是王石在攀登非洲的乞力马扎罗时有所触动。乞力马扎罗在赤道附近，但常年有积雪覆盖。而王石攀登时，却发现“一直登到山顶，竟然没有发现一片雪”。“因为气候变暖，常年积雪的雪山已经成为季节性的雪山”。
王石说，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生态的破坏，让自己从国内的灾害，和乞力马扎罗的攀登中同时感受到了，“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那时候就非常明显的考虑到，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作为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办”。
在这之后，王石带领万科走出了一条探索减少木材使用、减少水使用、住宅产业化、绿色供应链的道路。
“刚开始的时候，同行不理解，万科甚至很多管理团队也不理解，但我们坚持做下去了”，王石说，做到2015年、2017年时，国家的政策开始倾斜，“不但是鼓励你，而且是限制你，如果你不是搞节能的，木材的这种建筑方法，你投标土地都给你进行限制”。
“突然发现，绿色环保不但不是个负担，而且是个竞争力”，王石感慨。由于万科先走了一步，在跨行业上都有了绿色竞争力。
当下绿色转型还没有机会呢？王石强调，面对碳达峰、碳中和，我国的经济模型要转变，“现在再不动手，不但晚了，而且会把你淘汰掉，赶快动手响应国家的政策、大政方针，先做起来，现在正逢其时”。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主持人：王石先生您好，非常荣幸您能参加新浪财经2021年会周暨第十四届金麒麟论坛。您曾经连续十年参了世界气候大会，这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一份很独特的经历，十年的经历以后，你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是变得更悲观了还是更乐观了？这样来看的理由又是什么？
王石：我刚从格拉斯哥气候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回来。真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参加气候变化大会，那是2009年哥本哈根COP15。
说到悲观还是乐观，从那时候到现在，至少我印象中非常清楚的是，第一次整个会议充满了悲观的情绪，悲观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是从德国法兰克福搭火车，一直是绿皮火车到的哥本哈根火车站，一下火车站就看到四周铺天盖地的大标牌，都是国际NGO组织做的，大标牌上的大广告牌是做的什么呢？当时的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像默克尔、奥巴马、布莱尔等等西方这些领导人。广告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间是2050年，那时2009年，也就是40年之后，这些领导人都是老态龙钟，当然假定他们活着啊，老态龙钟都在说一句话，就是我很抱歉，因为在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现在世界变得这么糟糕。这就是当时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情绪。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要达成一个新的共识，就是在《京都议定书》完成之后该怎么办，怎么分配指标。
我们看到《京都议定书》到2012年就到期了，应该是发达国家在减，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还是自觉的在控制自己，但是显然觉得中国从第二大碳排放国，很快就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国。
那时中国还作为发展中国家，承诺减排成本是非常大的，第二的美国也不太积极，所以为什么当时国际上有这样一个悲观情绪，会议还没开始呢，大广告牌就这样打出来了。但是我参加这次会议，很明显感觉到中国的态度和以前完全不同，第一次宣布中国到2020年减排强度减少到原来排放的40%-45%，所谓减少强度并不是总量减少，而是增量，实际到现在十年之后我们还是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放缓了。
我们当时同意放缓的速度国际上不满意，认为还不够，所以这时也是有点悲观情绪。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美国不大积极，其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不成基本一致协议，所以这是当时的悲观情绪。
那么这种情况，之后每年都参加，我印象当中2015年是一个转折，因为2015年基本上达成了面对未来的框架约定，就是如何在本世纪末把温度上升控制在2度之内，这个事形成的共识。但是之后各国的路线图要制定，同时发达国家要给发展中国家援助每年1000亿美金，这个基本的框架形成了。
但是我们看到从2015年之后，尤其到2016年，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说我退出去了，显然原来在2015年形成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美国退出去了，美国退出去就不好玩了。与此同时，去年的9月份，我们非常明确的公布了2060的“双碳”指标，叫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这一点是在国际上悲观的情绪下，大家又看到了光明，又看到了希望，应该说是非常有希望的。
更戏剧性的是，拜登上来之后很明确，说不但要回《巴黎协定》，而且还要当领导者，面对全球变暖这个态度180度的转弯，这一下子就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而且很明显，实际上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任命的第一个内阁成员就是克里，他是奥巴马时代的国务卿。但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与此同时，就在一个月之内中国任命了谢振华主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已经退休三年了，到清华去当气候研究院的院长，这又召回到国务院做特别的气候大使。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中美两国在特朗普上台后，第一次在这么多年后找到了共识，就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发挥上形成了一致意见。
所以如果说有什么感觉的话，应该说这两个大会完全不同的十年以来，今年这个大会让我觉得实际可操作的，往前走的，也是乐观的。所以说问我的态度是什么，那我认为这次格拉斯哥会议令我感到是积极的，是面对未来的，是乐观的，这是我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这次在格拉斯哥会议上的感受来讲，就是在人类意识形态各方面产生冲突，不和谐，发展、发达、滞后、贫富悬殊等等问题，一致意见是在全人类面对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面前我们形成了一致。
而更让我感受深刻的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这个共同敌人又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就是气候变化，气候变暖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我们自己来面对我们创造出这样一个敌人，也只有我们人类再联手起来共同面对这个问题，来打败我们自己创造的敌人。
主持人：好的。我们都知道，气候大会的中国企业馆是在您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您当时为什么决定去做这件很有前瞻性的事情？和十年前相比，通过这个馆您看到了背后有什么重大意义的变化？
王石：这次格拉斯哥气候会议上应该说中国企业馆是一枝独秀，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世界武林竞技这样一个气候大会上，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馆，而且国际的NGO组织也有自己的馆，实际上是来宣传自己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主张。
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很清楚，就是说我这里怎么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造成哪些灾害，我们需要哪些进行援助，我们需要哪些进行合作。发达国家要推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方案。NGO组织，就像自然基金会等这些世界上有名的环保组织也建立自己的馆，来从自己关注的主题上来怎么宣传，气候变化应该怎么做。
当然，像中国应该这样说，过去来讲中国的NGO组织，中国的企业是没有单独的在这样的大会上建立馆来进行宣传的。我记得在十年前哥本哈根会议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次组织中国企业代表团来参加这样的会议，当时代表中国的企业有100家企业，代表是3位代表，到那里去虽然是领了通行证，允许证，进去之后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怎么宣传自己，怎么来注册，注册会议室这些都是两眼一抹黑。
我记得我们自己做了个北京宣言，北京宣言就是在这个廊道上，就是在人家的大走廊上，代表来来往往的在那儿走，在走廊上我们请当时我们资助的中国大学生联盟来做助手，在那儿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后来发现新闻发布会在那儿也不对，后来又在宾馆里边租了个会议室，又召集记者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当时第一次参加会议。
当时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觉得那就是各个国家、各个NGO组织在国际上宣传自己。一方面就是内部会议，各个国家代表团的会议，再一个就是各种边会，公开的，讨论论坛，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热闹。那这种会议到了第二年，在墨西哥的多哈，第3届是在中东的卡塔尔，开会那基本上就比原来好一点，知道租会议室来进行讨论，来更积极的参加各个国家边会的论坛。
因为作为代表，人家开始注意到我们，也邀请我们去参加别人的论坛。但我总觉得，我们好像多少有一点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观众，参与感不深。2013年开始在华沙，就是资助中国馆，在中国馆给了一天，这是中国国家建立的中国馆，或者我们叫中国角，也给了一天，就命名为“中国企业日”，就是一天的来安排。
这之后，从2013年到2019年，基本都是在中国馆其中的一天，主要作为“中国企业日”，来宣传中国的NGO，中国的企业，中国联络的各个地方政府一块来参加，以我们为主邀请其他国家，国际的NGO组织来参加我们组织的会议。从09年代表100家企业，陆陆续续的企业在壮大，在扩大，后来又邀请了行业组织，比如纺织协会、冶金协会等等这样的协会来进行参加。
从100家企业到了2019年就增加到100万，应该说增加100万应该是2017年到了100万，原来也想再更多的扩大，后来就考虑到，更多的不是追求数量，更多是质量，就这100万家企业这么多行业当中，如何在生态、环保、节能、绿色方面我们做的更好，给其他的企业做了这样一个榜样，更多是在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来进行宣传，来交流，就是让他们知道中国的企业在怎么做，在怎么想。
到了2019年已经感觉到一天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萌生出来是不是独立建馆，这个应该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像这种情况，除了国家馆之外是没有的，那是2019年。我们知道2020年疫情就延期了，延期到2021年的格拉斯哥，那这回就独立建了。建馆之前，应该说还有一个月还是很有纠结的，到底这个馆建不建，为什么呢？基本上现在看到的大会要召开了，但很多都是线上，我们建了一个馆，到时候中国去不了多少人，那我们这个馆要怎么宣传，怎么交流，有点纠结。但我的想法是，只有一种可能，只要是线下能召开就要建。谁知道呢，万一它很热闹呢，到时候我们没有建馆，那不就很可惜了嘛，缺少了我们中国做气候变化一个非常好的宣传阵地，就这样下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建。实际上建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如何从一切都不是很了解，到积极的介入，到组织参加，组织中国企业日，到现在变成中国企业馆这样一个过程。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在此前一直引领中国企业在气候变化上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万科十几年前就开始决定做绿色的转型，在中国企业中是非常早的，而对现在可能才意识到决心要做绿色转型的企业会不会觉得有点晚，您对这些企业有什么建议？
王石：第一点想说说，当时为什么万科决定转型，转型契机是什么。应该是两个契机，第一个我们知道在90年代末，中国连续几年的洪水灾害、防洪，显然这是和气候变化有关系的，水土流失。中国政府非常明确的决心，对森林不再砍伐，甚至原来已经砍伐的森林，种植的农业甚至很多土地比较贫瘠的农业，政策退耕还林，保护森林，退耕还林，这个政策显然对我是有相当的刺激和启发。
第二个我记得是我在登雪山，登的其中一座就是非洲的乞力马扎罗，那个雪山是海明威小说写的，虽然是赤道附近，但是常年有积雪覆盖的一座雪山。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登雪山一直登到山顶我竟然没有发现一片雪，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暖，原来常年积雪的雪山已经成为季节性的雪山，就是下雪的时候有雪，雪季过去了很快化了，就没有雪，显然气候变化对我们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我们生态的破坏，同时从乞力马扎罗也感觉到，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那时候就非常明显的考虑到，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作为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办。
有人说中国的气候变化，我们来保持水土不再破坏，我们保护森林，我们退耕还林，不能砍伐森林了，很多木材就短缺了。尤其像万科，搞建筑是大量使用木材的，过去很多国内森林砍伐的木材，就不说我们砍伐木材输出了，是要从国外引木材，这个实际上对全球一体化，全球变暖来讲也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万科走出一条如何减少木材使用，减少水使用，减少水泥，减少电使用，就走上这样一个住宅产业化、绿色供应链这条线上，因为这样的契机。
那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同行不理解，万科甚至很多管理团队也不理解，但我们坚持做下去了，慢慢、慢慢做到2015年，做到2017年，这就开始慢慢让整个国家的政策倾斜，就是鼓励你，不但是鼓励你，是限制你，如果你不是搞节能的，木材的这种建筑方法，你投标土地都给你进行限制。你突然发现，绿色环保是竞争力，不但不是个负担，而且是个竞争力。走到今天我们会发现，由于万科先走了这一步，在跨行业上都处在一种绿色竞争力的这样一个物质。
再回答一下，有人有很多疑惑，说你们以前看的远，先走了一步，那我们现在再走，是不是来不及了呢？不是。整个我们看到，不但不是，应该要看到，如果说过去来讲需要你先走一步，需要你有更多的社会责任，现在就叫做ESG，就是如何有社会责任的往前建立起的企业。
到现在你也会发现，实际上我们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现在整个经济模型就要改变，实际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先简单来讲，第一个碳中和就是两侧，一个叫供给侧，一个叫消费侧。从供给侧来讲，就是如何把碳排放的这种能源形式要转化，转化成不碳排放、少碳排放的，比如说现在的光能发电，风能发电，核能，海洋能这些东西，这种供给侧，这是国家大的政策，大政方针来进行决定的。比如说这种决定下，为什么电动汽车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光伏发电蓬勃发展起来了，这是供给侧。
但更多我们也要非常明确的从消费侧，比如说万科我们更多是从消费侧角度考虑，你要消费能源，你要消耗木材，你如果减少木材，如果减少用电，如何减少碳排放，你现在再不动手，不但晚了，就把你淘汰掉了，就是现在赶快动手响应国家的政策、大政方针，先做起来，现在正逢其时。
第二在这样的基础上，就是说你不动手，你不响应，你就被淘汰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你积极主动的动手，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大机遇。就是你不但要有不被淘汰的思维，还要积极主动的，不仅仅是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和现在的数字经济，和现在互联网时代这样新的手段结合起来，也会形成新的生产力。这是我的回答。
主持人：我们对您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非常感兴趣，您能简单的介绍一下生物圈三号吗？您想利用这个做些什么事情呢？
王石：说到生物圈三号，先说说这个生物圈三号是怎么来的，就是怎么给起名叫生物圈三号。说到生物圈一号就逻辑比较简单，它就是地球，我相信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唯一能产生生命的，概率上应该说地球不是唯一的，但是作为我们人类，作为我们有意识、有文明的人类，我们来探索生命的起源，还有哪些有生命的，现在唯一能证明的也就是我们地球，所以我们就把地球作为生物圈一号。
生物圈二号，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来探讨在地球上如何生存，如果生存不了怎么办，这就诞生出了生物圈二号。生存不了，那就只能跑啊，跑哪儿去？跑到太空去，所以说现在很多探索的外太空，如何外太空移民，当然首先是在科幻的水平上，再一个在实验的水平上，现在顶多是在实验的水平上。比如说我们到火星上去，是不是能移民到那儿去，或者是超越太阳系，到外边移民去，实际上这个就是生物圈二号。应该说生物圈二号更多是带有这种探索性的，但是作为人类物种要移居到地球之外，太阳系之外，到银河系去，这个还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看到了，现在就是生物圈一号我们现在也危危可及，能源消耗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发展。再一个消耗生物和能源过程当中，碳排放已经使整个地球就不安定了，人类生命也已经不大适合生存了。
生物圈二号我们还只是科学上的一个探索，但是我们如何让地球，能让我们的生命更好的存在下去，显然就出现了一个生物圈三号的概念，也就是如何面对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定出的本世纪的目标，2030、2060碳达峰、碳中和我们应该怎么做，就给出了一个生物圈三号的概念，就以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呢，就是落实碳中和社区。因为人是群体动物，一定是和其他的人群聚在一块，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再大点就是镇、城市、省，再大一点是国家，国家再大一点，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生物圈三号的概念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具体怎么做呢？我是搞房地产出身，很简单来讲就是能耗是在建筑方面，一个城市能耗50%是在建筑里面的，无论你是工厂，还是学校，还是机关，还是住宅单位，还是活动场所，只要是在建筑里面消耗的。把生产，比如第二产业排除出去，这个不算，差不多这个建筑消耗的能耗是20%，那这个占的比重也是相当不小的。本身万科做的就是搞城市配套供应商，就是在建筑里，各种建筑如何减少能耗。从现在建筑的标准，未来碳减排、碳中和的标准，我们实际上更多是按照现在的能耗可以减少50%，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可以减少50%。
怎么减到50%呢？简单来说，就是给他盖层被子。我们看到在北京卖冰棍，一个木箱里边有棉被里面有冰壸，外面30度，冰棍不化，为什么呢？就是热气进不去，里面的冷气出不来，建筑现在就要给它盖层棉被简单来说。当然具体来讲就不能简单，比如说主要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窗户，一个是门，这个占的建筑比例5%不到，但是它们整个消耗能源占到20%。那我们如何把这个窗户减少能源消耗，门这部分减少门的消耗，无论是技术上来讲，还是建筑材料上，还是成本来讲，这些处理起来都不是很难，光这一项它就能减排，可以说处理好了减排20%，就是热进不来，冷出不去。同样的，在北方来讲，热出不去，外边冷气进不来。当然仅仅门窗是不够的，还有墙够不够保温，不够保温的加保温，在屋顶，光这个处理好了，减到一半也是可以的，就是不减轻舒服度。当然仅仅减到一半还不够，还要加上比如说用的电器，比如说现在的制冷制暖，过去都是杠杆式的制冷制暖的设备，现在用的磁悬浮，光电器减少能耗就可以减少30%。你看就光这两项，当然如果作为我们面临碳中和来讲，社区就比这个稍微要复杂一些了，比如说你开车，搞上充电桩，合同能源管理，给予你的低价电，鼓励你用的时候你给它储存起来，不鼓励你用的时候，高价电的时候你用储存的电来用，整个的碳中和社区，小到是一栋楼，大到可以说是一个城市，一个省，这个是碳中和社区，抓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如何把各种现在已经成型的，并不是高科技的，已经具备的这些建筑材料和现在互联网具备的软件计算、合同能源管理结合在一块往前推进，现在已经开始了。简单来说，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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