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新浪财经2021年会暨第14届金麒麟在线上举行。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英国科学院院士查尔斯·古德哈特等谈人口问题。
精彩观点：
周天勇：要给年轻人提供更多廉租房 不要把房屋当生意来做
周天勇最后表示，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提高人口的生育率，要控制人口生育率不再下降，1.3的生育率是很危险的事情，要提高到1.4、1.5、1.6。
“从现在来看主要还是成本，比如说教育、医疗、住房，这些成本太高，养一个孩子都很吃力，养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法养。所以，应该像其它国家，比如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廉租房、低价的房子，不要把房屋和土地当生意来做。”周天勇说到。
梁建章：需刻不容缓地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
梁建章指出，中国现在面临很严峻的低生育率的危机，现在的出生人口每年都在下降，整个生育率只有1.3%，“简直是世界上最低的，也是完全不可持续的”。如果在自然的状态下，中国的生育率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低。所以，有必要采取力度最大的鼓励生育的政策。现在的中国政府还有强大的财力和执行力，还有较大的能力去推行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果等到中国的经济被老龄化拖累，财力和能力就会大打折扣，那时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就早已过去了。
谈及被热议的“三孩”政策，梁建章表示，如果没有其它配套措施，政策效果不会很大。但他也提到，这种方向性的调整，预示着未来生育的配套措施，在鼓励生育方面会有更多的措施。对整体中国经济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信号，也会增加投资者对各行各业的信心。因为现在中国最值得投资的地方就是人力资源，可能比进一步投基础设施、高铁（获得更好效果），投资于家庭、投资于未来的小孩，对中国经济长期是看好的。长远来说，对各行各业，包括对投资者也是一个利好。
“双11”增速下降，李稻葵：老百姓工资的上涨没有跟上
李稻葵在演讲中表示，从表面上看国内的经济，一个重大问题是内需不足。老百姓的需求现在不能说是很旺盛，“双11”现在的增长速度20%以下了，网上消费的热情不像以前那么狂欢上升了，为什么百姓的需求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工资的上涨没有跟上，百姓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跟GDP基本上是同步的，并没有超出多少。再加上大量的本来可以消费的这部分人群，他们在农村或者是在城里打工，还没有获得城市百分之一百居住的权利。所以，这个需求没有释放。同时，很多企业家比较迷茫，找不到投资方向。
为什么内需不足？李稻葵认为，传统的长期依赖的内需领域正在退去，像房地产、汽车产业，甚至要下行了。但是新的需求又没上来，新的需求在哪里？新的需求、新的增长点，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就是两条，一是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这10亿人口，这10亿人口大部分在农村，中年人进城打工了，但老人和孩子还住在农村，这10亿人口中间，至少4个亿应该有希望用15年的时间把他们吸引到城里来，在城里安置，成为新的中等收入人群。
第二个新的增长点是产业要升级，产业升级里说的非常多的是通过科技让产业变得更有效、竞争力更高、生产效率提高，除了这个之外，产业升级还有一方面，就是从传统的产业变成绿色的低碳的产业，这个过程需要投资，产业升级离不开投资，不换机器设备，不换工厂，怎么能够绿色呢？怎么能够低碳呢？一换机器设备，不就是投资了吗？投资就会拉动经济。
“所以，这两条，一个是10亿人口的这个课题要破题，10亿人口怎么能够让他们纳入现代化生活的轨道，纳入共同富裕发展的轨道，这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增长点。第二，怎么能够实现我们产业的科技升级和低碳化，引发新一轮投资。”他说。
刘俏：我国人口结构恶化速度加剧，可现金补贴三胎营造生育氛围
刘俏指出，生育福利这一块，我们的人口结构恶化的速度在加剧，有没有可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所获得的海量资金往生育扶持方面倾斜，比如对三胎有一些现金补贴，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压力相对会减轻的这样一种生育的氛围和环境，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人口的出生率，改善我们的人口结构。
“这可能都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在中国新的动能形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需要去‘保投资、稳增长、防风险’的一些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刘俏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
“根据数据的测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大概是28%左右，约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个什么含义呢？我们争取用10到15年的时间，现在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4亿人能够再增加上4到5亿人，达到8到9亿人，从而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这就是一个倍增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来讲，它可以扩大内需，既包括消费需求，因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将会比较高。什么意思呢？100块钱，可能高收入阶层用于消费的就很少，甚至这方面不花钱了，都搞储蓄了，但是低收入群体用于消费的比重相对就比较大一些。所以，它可以带动消费，同时也可以带动像住房、基础设施等等这方面的筹资。”刘世锦说。
在刘世锦看来，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升以后，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之内，不光是在消费，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有一双手，他们自己可以就业、创业、创新。所以，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成为生产者、创新者，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显著增加供给侧高质量就业创业创新的动能。另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如果中等收入群体占到全社会人口的一半以上，将有助于形成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杨伟民：居民消费低，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还不高
杨伟民指出，现在部分城市的房价已经超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极限的承受力，对制造业、对创新都构成了影响，特别是对人口长期增长是极为不利的。人口增长减弱，对长期发展是更为不利的。所以，从根本上说要适应新阶段人口和经济布局这样一种趋势。
他指出，居民消费低，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还不高，这是从整体上来看。如何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合理分配劳动报酬与其它要素报酬的比例，这既是推动共同富裕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它的应有之意，当然也是我们稳定经济增长一个长远大计。
查尔斯·古德哈特：中国的退休年龄将会延后，而且会大幅延后
查尔斯·古德哈特表示，1990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占所有收入的的比例，在所有其他国家中是相对比较低的。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比较低，比如瑞典，比中国还要低。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比例是比其他多数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都要低的。但是到了2010年及往后，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三十多，以至四十多点，此时中国的居民收入不均状况已经和其他国家齐平。
这不但给中国，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但是目前的状况很可能要进一步被改变，因为之前极其有利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很快将要逆转，逆全球化也要随之而来。人口抚养比将大幅上升，因为退休人口将大幅增加。特别是在中国，因为中国人比西方人的饮食更健康，吃更少的肉和奶制品。鉴于中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可以想见中国人可能会比西方人活得更久。
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劳动力短缺是一件好事，因为能够推高工资
安格斯迪顿表示，劳动力短缺是一件好事，不像通胀，通胀并不是好事。他解释道：工资在50年内都在下跌，所以目前发生的劳动力短缺实际上是有好处的。他表示希望劳动力短缺能够推高工资，比如在麦当劳，去年工资增长了20%，这对在那里工作的员工是非常好的事，因此他表示并不为劳动力短缺而担忧。
此前安格斯迪顿曾提到“大学学历现在过于重要，不光是对于职业发展而言，也是对于生死问题而言。”对此他进行了进一步诠释，他表示，问题可能不在于大学学历，而是我们如何管理国家出了问题。如果有四年大学的学历，就会受到非常不同的待遇，待遇比没有学历好很多。此外他指出，教育程度甚至对人们的婚姻、抚养孩子的方式、自杀动机都有影响，并不是说获得一个学历，就会减少痛苦。而是说，如果你获得一个学位、拥有一份工作，你能生活在一个对你更好的社会里。
理查德·鲍德温：劳动力短缺正加速推进白领机器人对自动化服务工作替代
理查德·鲍德温表示，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之一是数字技术。其关注的问题是数字技术如何带动服务行业的自动化和全球化。这种白领和专业工作的自动化和全球化，与过去25年里从全球化和自动化中看到的工厂和农场的全球化是完全不同的。它来得比大多数人想象得要快，其方式也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期。
关于疫情，理查德·鲍德温有四个观点：
首先，在富裕国家，很多工人都失去了工作，他们当中一些人是退休，一些人是被解雇，但现在，至少在美国和英国，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种劳动力短缺正在加速地推进白领机器人对自动化服务工作的替代，以及线上移民在其他国家完成服务任务。
第二，疫情会迫使行业开始一场持久且大规模的 “紧急 ”数字化转型。从本质上讲，不是因为产生了多少新技术，而是因为疫情就像一个导体，将前沿技术引入办公室，融会贯通的使用已知技术。长此以往，富裕国家的公司将更容易雇用其他国家的工人。不仅仅是富裕国家的工人，而且还有远离他们办公室所在地的工人。
第三，继续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限制规定使人们暂时采用混合型的工作模式，即一部分时间在家办公，一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这提高了线下工人的雇佣成本，也提高了白领机器人和线上移民的吸引力。
最后，在许多国家，企业成本压力极大。用机器人或全球化机器人来代替线下工人是个节约成本的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