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价格，中国何时才能说得上话？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郑毅
钢铁产业链独立评论员
如何打破铁矿石价格困境，为中国企业争取一个公平的铁矿石价格环境，是中国钢铁行业近年来面临的一大挑战。这一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已成为现阶段中国钢铁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最大的绊脚石。
2021年上半年，仅铁矿石涨价一项，中国钢铁企业的可比成本就比2020年下半年增加了约2259亿元或349亿美元。而同期中国钢铁协会会员企业利润总和也只有2200亿人民币。铁矿石价格的上涨推动着钢价的上涨，2021年上半年的钢材价格一度创历史新高。
由于中国的铁元素更多来自铁矿石，中国的钢材成本更易受铁矿石价格涨价的影响。钢铁企业价格和成本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传导到中国庞大的下游用钢行业，削弱它们的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绝大多数中国的进口铁矿石通过海路运输。海运铁矿石是一个供需高度集中和以销定产的市场，2020年中国从海运铁矿石市场采购了约11.5亿吨，占海运铁矿石市场供给量的76%。
在供给端，位于澳大利亚的三大铁矿石寡头合计控制了53%的市场份额。其他澳大利亚矿山占有了另外的8%。世界第二大铁矿石出口国巴西的市场占有率约为18%。
中国对海运铁矿石市场的依赖很深，约80%的中国铁矿石供给（按金属量计）来自于此。由于全球铁矿石需求持续增长和供给来源高度集中，在铁矿石的价格博弈中，供给方通常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中国铁矿石分月进口金额的演变（白线为总金额，蓝线为自澳大利亚的进口金额，2012-2021年7月）
在这样的市场格局下，全球钢铁产业链的利润逐步向产业链上游集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有分析显示，全球钢铁制造业务的合计利润从1995年的437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351亿美元，减少了约20%。同期与钢铁制造相对应的、以铁矿石为主的上游原燃料开采业务的合计利润则大涨870%至999亿美元。
业界习惯称已被大量和广泛使用并建立了品质信誉的海运铁矿石为主流矿，而其他海运铁矿石称为非主流矿。主流矿大多由铁矿石寡头生产并已成为各大钢铁企业炉料的基本组成。它通常具有产量高、成本低且品质稳定的特点。一些代表性主流矿的定价，如力拓的皮尔巴拉混矿（PB），已成为海运铁矿石价格的风向标。
非主流矿大多产自规模较小的矿山，成本竞争力弱，供给量和品质不稳定是它的标签。非主流矿倾向采用现货交易的方式，在铁矿石市场上拾遗补缺。在铁矿石价格处于高位时会有大量的非主流矿进入市场。目前印度和乌克兰是名列前茅的非主流矿来源地。
作为全球流通的大宗商品之一的铁矿石，它的价格跟随全球需求的涨跌而变化。2021年上半年全球的铁矿石需求量环比增加8500万吨，单位平均价格上升了57美元/吨。同期中国对全球铁矿石需求增长的贡献率仅约34%。这一时期海运铁矿石市场的需求和价格主要由海外市场对铁矿石强劲的恢复性需求所引领。
在钢铁需求旺盛的年份，快速增长的钢产量，以及所带来的对铁矿石的额外需求，将不可避免对铁矿石市场的供需平衡造成冲击。为满足额外铁矿石需求的供给增量，市场需要引入成本更高的非主流矿产能。为使这些产能有利可图，铁矿石涨价在所难免。
而有投机资本参与的铁矿石衍生品交易会进一步放大因此产生的铁矿石价格波动。在铁矿石需求和价格疲软的年份，随着非主流矿的供给退潮，寡头们会默契地减产保价，并适时释放减供或断供的消息，力促价格反弹。
经常有人不解为什么中国买了什么，什么就涨价。但如果了解下中国的铁矿石采购量，大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简而言之，原因是中国铁矿石需求的增量与其他国家不在一个量级上。
如不加入废钢，目前中国每增加5%的钢产量需多用约8500万吨的铁矿石。而对世界第二大产钢国印度而言，每增加10%的钢产量只需多用约1600万吨的铁矿石。印度产生的增量铁矿石市场有可能在现有的价格水平下或只需小幅涨价就可消化。而中国带来的增量可能会将铁矿石价格推升40%-50%，以吸收足够的非主流矿产能加入供给而达到新的平衡。
买的不如卖的精。这句中国俗语同样也适用于铁矿石市场。相对于中国的铁矿石用户，海外铁矿石企业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和其他资源去研究铁矿石市场的运作规律和如何为其所用。在铁矿项目开发前期的融资阶段，投资人和信贷机构通常会要求项目发展商提供能证明项目市场前景的文件，比如与铁矿石卖家签订的销售或包销协议。项目发展商为此通常会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就开始进行市场调研和客户开发工作，以清晰定位项目产出的目标市场。
作为海运铁矿石的主要需求方，中国不仅权益矿在进口量中的占比极低，而且铁矿石采购主体相当分散。在采购谈判中还缺乏抱团意识。这使中国在铁矿石价格博弈中无法获得足够的话语权。
中国有超过200家钢铁企业使用进口铁矿石，其中大量的进口铁矿石用户为年产钢能力在700万吨以下的中小型长流程钢铁企业。2019年，仅民营的中小型长流程钢铁企业就贡献了约40%的中国钢产量。它们是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软肋。
虽然这些钢铁生产商清楚铁矿石价格波动对它们未来的效益会产生重大影响，但缺乏兴趣或财力去投资权益矿。在进行产能规划时，通常也没有应对未来铁矿石市场价格/供给风险的预案。
当市场需求推动中国的中小型钢铁企业不约而同地为扩大产量而增加铁矿石的采购量时，海运铁矿石市场原本脆弱的供需平衡迅速被打破，导致铁矿石价格飙升。
这些企业主要为建筑业供应钢材。中国建筑业的钢材需求易随宏观政策变化的影响而波动。建筑钢材需求的波动必将带来铁矿石需求的波动。而采购量的不确定性也会劣化钢铁企业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地位。
对中国未来铁矿石需求的预测应基于对中国未来钢产量的预测，这就需要对中国建筑业和制造业用钢量的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判断与合理假设。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主要的钢材需求来自波动性更大的建筑业。在2019年中国建筑业的钢材需求约占中国钢材总需求的70%。2012年至2020年中国建筑业用钢量年均增长5.3%。预拌混凝土使用量与建筑施工面积和建筑钢材使用量呈正相关关系。2020年中国的预拌混凝土使用量较上年度增加了2.98亿立方米，增长11.26%。这一数据也能验证中国的建筑施工面积和钢材使用量都保持了相应的增长态势。
中国建筑业的钢材需求主要由以下两方面组成：
第一，城市住宅建设的钢材需求。这由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城市化和现有城市人口对居住条件的改善性需求（包括对旧城区的改造）所共同驱动，2019年这一领域的钢材需求约占中国钢材总需求的49%。
基于在环保节能减排和抗震方面的优势，中国正在大力推广钢结构建筑，并在提升钢结构的成本竞争力方面综合施策。与目前占据市场主流的混凝土结构相比，钢结构单位建筑面积的钢材消耗量更大。根据对一栋建筑面积为17万平米30层高住宅建筑的测算，采用钢结构时的钢材用量比混凝土结构高约43%。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钢材需求。2019年这方面的钢材需求约占中国钢材需求量的11.5%。中国政府目前把基建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这方面的钢材需求因而具有鲜明的政策驱动和阶段性色彩，在年度间会有较大的波动。中国在规划钢铁产能时需要包容这种需求弹性，以避免钢价的大起大落。
建筑业之外，2019年中国用钢总量的30%被用于制造业。制造业是中国的一张亮丽名片，2012年到202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增长到26.6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由22.5%提高到近30%。同期中国制造业用钢量年均增长4.8%。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是强调规模经济的制造业企业创造极致效率的温床。中国制造业最具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往往也同时是用钢大户，如电动新能源汽车、造船、工程机械和风电装备。
近年来中国正通过加大制造业在新产品研发和智能化改造的力度，将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提升至世界先进水平。产品的迭代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将促进相关制造业产能的进一步聚集，产能聚集将推动制造业用钢量的增长。以工程机械为例，2020年中国品牌工程机械的销售额在全球工程机械销售额中的占比从17.7%激增到24.9%，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工程机械行业中占有市场份额最大的国家。
相对于以铁矿石为主要原料的长流程钢厂，以废钢为主要原料的短流程钢厂具有低排放的基因。2021年上半年，中国的钢产量达到5.63亿吨，同比增加5941万吨，增长11.8%；同期中国的生铁产量为4.56亿吨，同比增加1743万吨，只增长了4%。上述数据显示，在上半年作为炼钢原料的生铁对钢产量增长的贡献率只有约29%，而废钢支撑了另外71%的钢产量增长。
然而，高电价使短流程钢厂目前在中国仍不具有普遍的市场竞争力。虽然碳排放成本的引入将使成本竞争力的天平向短流程钢厂倾斜，但中国钢铁行业的低碳转型与整个社会一样在节奏上仍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中长期内，支撑中国钢铁产能的仍将是以铁矿石为原料的长流程钢厂，特别是经过低碳改造的长流程钢厂。
长流程、短流程钢厂示意图
中国的人均钢材消费峰值是另一个与中国铁矿石需求前景密切相关的问题。中国与日本和德国一样是全球性的制造业大国。日本和德国的人均钢材消费峰值分别是964公斤（1979年）和674公斤（1974年）。日德两国在人均钢材消费峰值上的差异反映了两国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同。
在人均钢材消费峰值年，以2005年美元不变价计算，日德两国的人均GDP都位于20000上下。而中国以相同美元作为参照计算的人均GDP在2019年仅为7685，与日德两国在人均钢材消费峰值年的人均GDP还有很大差距。2020年中国的人均钢材表观消费约为736公斤。与德国相比，作为近邻的日本可能更适合作为研究中国钢材需求峰值的参照物。
根据源自日本的数据，假设中国在人口14.5亿时达到人均钢材的消费峰值，中国的钢材消费峰值约为14亿吨/年，再假设那时中国的钢材净出口量为2000万吨/年，那么中国在峰值时每年需生产约14.2亿吨钢材，折合粗钢14.49亿吨。中国2020年的粗钢产量为10.65亿吨。
尽管前面已经提到，2021年上半年，废钢支撑了约71%的钢产量增长，但为保险起见，不妨放宽些，假设达到中国钢材消费峰值需新增的3.84亿吨粗钢中有65%以铁矿石为原料，而且这些铁矿石全部来自国外，当达到峰值时中国每年将需要比2020年多进口约4.2亿吨铁矿石。2020年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为11.7亿吨，则达到峰值时中国的铁矿石年进口量可能将高达15.9亿吨。
中国最终的人均钢材消费和铁矿石需求峰值受多种外部条件的影响，难于准确预测。就像人们可能在20年前预见到中国钢产量大幅增长，但几乎无人预见到其幅度如此之大。然而，这并不妨碍中国的产业规划者为各种可能性做好应对的预案。
另外，在东南亚地区由中国投资的一批长流程钢铁产能正在建设中。投产后，这些新产能每年合计需从海运铁矿石市场采购6600万吨的铁矿石。
印度是海运铁矿石需求的另一个增长点。由于国内需求的增加，印度正由一个铁矿石出口国向铁矿石进口国转变。近年来，印度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产钢国。目前印度的年钢产量约为一亿吨，而官方已宣布年产钢3亿吨是印度的目标。
目前海运铁矿石的供给主要由Vale、Rio Tinto、BHP和FMG四大寡头共同把持。下图显示，四大铁矿石寡头从2017年一季度初到2021年一季度末（共39个月）出口铁矿石合计发运量基本维持不变。期间含铁量62%的铁矿石价格从80美元/吨上涨至166美元/吨，全球铁矿石需求量年均增加约7500万吨。
四大寡头出口铁矿石发运量的演变 （2017-2021一季度）
铁矿石寡头们持有大量未开发的低成本铁矿石产能。面对上涨的铁矿石价格，他们各有各的盘算。
Rio Tinto和BHP宁愿放弃市场份额也不增产。Vale原定的增产计划则因两次尾矿事故而被巴西监管部门重点关注，无法按时通过环评。由于部分产能被关停，2020年Vale的铁矿石年产量预计将比尾矿事故前的四亿吨下降约8500万吨。只有FMG顺利实施了扩产计划。在2022年投产之后，该公司目前在建的两个铁矿石项目将每年合计新增产能5200万吨。
Rio Tinto和BHP不增产至少在表面上是不符合常理的，背后的原因值得关注。首先，有多家大型投资机构同时是上述两家企业的股东，所以他们对海运铁矿石市场的前景具有相类似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几年前BHP曾向外界宣称：中国的钢产量将于10亿吨时达到峰值，这个结论来自公司内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来自中国市场的信息，如中国关停环保不合规的钢铁产能，并对合规钢铁产能和产量实行更严格的管控，这使报告的结论对公司决策者而言变得更加可信。结果，2020年中国的钢产量突破了10亿吨。
同时，两家公司在扩大产能上的谨慎态度不能不受近年来中澳关系持续恶化和中国将开辟其他铁矿石供给来源的影响，以及来自股东们减少资本支出，增加分红和股票回购的压力。
铁矿寡头在增加铁矿石供给上主动或被动的缺席，将提高铁矿石市场对高成本非主流矿的依赖程度，使铁矿石价格保持于高位。
除非特别标明，目前的铁矿石价格通常指到岸价。铁矿石到岸价由离岸价、海运费等相加而得。铁矿石的成本曲线由宽度代表产能大小、高度代表成本高低的矩形按成本由低到高排列而组成。而铁矿石价格是由在产铁矿石产能中成本最高的部分决定的。铁矿石价格应能让这部分铁矿石产能有利可图。所以，压低铁矿石价格的关键在于降低这部分铁矿石产能的成本，或将其排除在供给组合之外。
铁矿石成本曲线示例，图片来源：citi research
铁矿石的到岸成本是由可采储量、矿种、矿石平均品位及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除非有技术上的创新要大幅降低它们的成本并非易事。投资建设更多不受铁矿石寡头控制的低成本铁矿石产能，同样能将高成本产能釜底抽薪式地挤出市场。这里的低成本铁矿石产能是指成本位于全部成本中位数以下的产能。
过去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仅仅依靠企业自身无法改变中国在海运铁矿石市场上的价格困境。面对失衡的铁矿石市场，需要政府的加持和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建议国家通过收取“进口铁矿石附加费”（SCIOPSF）设立“铁矿石价格稳定基金”（IOPSF），有选择地投资和包销低成本铁矿石产能，系统性地扩大低成本铁矿石的供给，以达到压低铁矿石价格的目的。
同时，将“进口铁矿石附加费”的支付人列为“铁矿石价格稳定基金”的受益人，以此为起点，整合海运铁矿石的采购渠道，组织中国铁矿石用户同盟，为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由于需要进行详尽的可行性研究和获得各类的政府批文，大型铁矿项目的开发周期至少需四至五年的时间。大多数项目因各种原因花费的时间更长。期间铁矿石市场的供需关系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使项目的市场风险难以控制。
因为某些不可预见的原因，大型铁矿项目的实际投资经常会大幅超越原始预算，项目投资人对此应有所准备。英美资源（AngloAmerica）位于巴西的Minas-Rio磁铁矿项目实际投资达88亿美元，超过预算60%。中信旗下的Sino Iron项目初期的预算为28亿美元，后来调整为48亿美元，完工时实际花费了约120亿美元。换成其他国家的发展商，这个年产2400万吨的项目大概率会被中途放弃。
未开发的年产能可达到或超过4000万吨以上的大型铁矿项目，一般都位于缺乏配套基础设施而且政治经济不稳定的欠发达地区。修建这些铁矿项目的配套基础设施，如运矿铁路和矿石出口码头，往往需要巨额资金。从项目资金的分配上看，建设这类项目更类似于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回收期长，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
近期发生在Simandou铁矿项目所在国几内亚的军事政变，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内亚外国投资者信心的沉重一击。新人往往不理旧账，几内亚过去签订的有关投资的合同和协议很可能都需要重新谈判。这一事件提醒投资者，需要与时俱进并有针对性地充实完善有关投资风险防范和规避的预案。相对于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的企业，政府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可以从容地应对类似项目面临的各种政治、法律、财务和市场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另外，项目显著的潜在社会效益也适合由政府操盘或参与。
投资低成本铁矿石产能的潜在收益是不难评估的。首先，低成本说明这些铁矿石产能具有全周期的，特别在行业处于低潮时的盈利和自生能力。
而公益性是项目另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按平均每吨进口矿收取5美元的铁矿石附加费（SCIOPSF）计算，每年附加费的收入应在50亿美元以上。根据大型铁矿项目可融资70%的行业惯例，50亿美元的资本金可撬动约167亿美元的投资。
根据宝武集团向外披露的信息，该集团希望主导的西芒杜南区（Simandou South）铁矿项目预计年产能为8000万吨，总投资就是150亿美元。因此，上述规模的资金足以建设约8000万吨/年有市场竞争力的铁矿石综合产能，不仅包括矿石采选，同时含矿石铁路运输和出口装船能力。
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量级的新产能在达产后有望将铁矿石单价压低至少40美元/吨。按2020年中国的海运铁矿石11.5亿吨的进口量计，上述产能有望为中国的铁矿石用户每年节省至少460亿美元的采购支出，具有显著的潜在社会效益。
对于投资条件不成熟或不愿接受“铁矿石价格稳定基金”投资的低成本铁矿石产能，基金可与其签订铁矿石包销合同来增强投资人信心并与其建立沟通渠道。但在进行交易时，应对铁矿石寡头获得相关项目的控制权设置障碍。
非洲的中西部蕴藏着丰富的高品位铁矿资源，可建设合计不低于三亿吨的低成本铁矿石年产能，具有成为海运铁矿石市场第三极的潜力。中国承包商已在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上成为主要参与者。该地区是拟议“铁矿石价格稳定基金”投资项目的理想起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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