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地产时代落幕：浮华过后一地鸡毛，地产金主再无力输血
：中国足球27年职业化发展史上，烟酒、家电、快消、房地产都充当过金主，下一个是谁？
第一财经 马一凡
曾被誉为“亚洲第一联赛”的中超联赛，接下来能否正常举办，都让中国的足球迷们捏了一把汗。
拖欠水电伙食费、球队人员无偿工作、能凑齐11个人就参赛、球员自掏腰包付路费……这是许多中超球队的现状。
广州恒大曾两度捧起亚冠冠军奖杯，书写中国足球历史，上海上港队也曾打入亚冠四强。但如今中国足球的亚冠之路，也进入了8年来的最艰难时刻。
这背后，是足球“地产时代”的落幕。从2010年到202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从1万亿增长到17万亿，地产的暖风也吹到了足球，十年来，中国的足球行业与房地产深度捆绑，最盛时，16支中超球队背后都有地产身影。随着房地产行业下行，如今地产金主连自身都“十锅九盖”，无力再输血足球。
十年一梦，曾经豪横的地产商，每年将数以亿计的资金砸入不挣钱的足球俱乐部，确实换来过中国足球的短暂巅峰和荣耀。浮华过后，当地产商的金钱支持难以为继，濒临休克的足球只能另寻出路。房地产，或许只是中国足球的过客。
2013年11月份的一个夜晚，广州温度宜人，天河体育场座无虚席，5万球迷组成了红色的海洋。广州恒大队问鼎亚冠冠军，在中国足球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央视在报道中使用了“广州恒大，亚洲之巅”的标题。这一荣耀时刻，已经过去整整8年。
而现在，中国球队的亚冠之路，进入了8年来的最艰难时刻。近日，亚足联公布了2022年亚冠牌照名单，中国仅有6支球队获新赛季的亚冠联赛牌照，而且都是“限制性准入”，没有一家获得直接准入。
相比之下，过去5个赛季每年都有超过10家中超俱乐部获得“直接准入”牌照。今年，日本有54支球队获批，韩国18支球队获批，澳大利亚和印度也有8支球队获批。
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到底怎么了？
“肯定跟目前的经营状况有关系的，中超多数足球俱乐部母公司，都跟地产有关联，地产行业下行，母公司对俱乐部的输血受限，足球是严重依赖母公司输血的行业，停止输血，立马休克。”中超某足球俱乐部从业者辛波对第一财经表示。
另一方面，也有疫情的叠加影响。“疫情以后出国比赛对国内俱乐部来说太难了，机票难买，球员也容易受感染。比如今年6月北京国安派球员出征亚冠，结果过了5个月才回来，11月22日最后9个人返回北京。这5个月的滞留期间费用都是俱乐部承担了，加上现在经营状况不够好，部分球队索性就放弃了。”
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赛程也即将展开。此前，外界一直猜测，接下来的中超联赛很难如期进行。
结果12月1日中超联赛官方终于宣布了第二阶段的赛程，距离开赛仅剩下11天，大部分球队正在克服困难组织集结。
“这次联赛像是大家的‘自我救赎’。我相信最后肯定会正常举办的，即便有些俱乐部欠薪、停训，甚至连交通费都出不起了，但是只要能凑够11个人，就会去打比赛的，行业现在确实非常困难，球员能做的就是好好打比赛。目前赛区的住宿、餐饮，都是赛会组织方承担的，唯一要出的钱就是交通费了，有的球员自掏腰包参加。”辛波说。
另一家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黄贺则认为，各俱乐部应该会站在维护中超职业联赛形象和稳定的高度上，想办法克服困难参赛，但是对联赛整体的品牌形象和比赛激烈程度，会产生直接影响。
国内多数球队早不是过去财大气粗的状态。曾经为了让打比赛的球员休息好，恒大多次用私人飞机接送球员，现在这些飞机也已被恒大处置，以解决燃眉之急。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直言：“大部分中超足球俱乐部都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财务危机和经营困难。”
危机早在苏宁发生问题时就开始蔓延。今年2月，江苏足球俱乐部（原江苏苏宁队）发布公告称，停止所属各球队的运营，曾问鼎男女足国内顶级职业联赛桂冠的江苏队就这样暂时销声匿迹，令人唏嘘。
今年9月，中超八冠王广州队也开始出现严重经营困难，向广州市体育局申请托管，有消息称母公司恒大将球队账面上的所有运营资金收回，导致广州队自10月以来便开始欠薪。
北京国安近期也在和队内高薪球员谈判，希望他们能接受工资减半。重庆两江竞技因为拖欠水电气费和食材供应商的钱，已无法支撑日常运营，宣布停摆。河北队此前也因无力支付水电费做出停工休假决定，全体员工联名表态要无偿工作，目前正打算凑11名队员低成本参加中超联赛，颇有几分悲壮。
除了大宗建材、家居家电等地产上下游行业，还有一个与地产捆绑至深的行业——足球。
上世纪90年代，万达曾将大连足球推上巅峰，55场联赛不败，打响了万达的品牌。建业的胡葆森、绿城的宋卫平，也都在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初成为投资人。但2000年后地产与足球并未绑定，万达退出了足坛，宋卫平怒斥“甲B五鼠”事件，地产商们集体“踢球”还要等到十多年后。
2010年，许家印刚刚靠香港的“牌友们”走出债务危机，翻身上市成为中国首富。正逢广州广药队因假球案被勒令降入中甲，投资方广药集团宣布退出中国足坛，许家印当即决定，花一亿元抄底广州队。钱到账得特别快，合同刚谈妥，恒大就划拨2000万先解决了欠薪。
从2010年到202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从1万亿增长到17万亿，房地产迎来又一个黄金爆发期。地产的暖风，也吹到了足球，开启了“金元时代”。
不止是许家印，其他地产商也几乎踏着同一个时间点入局了。
2011年，王健林又回归了，称将拿出20亿元到30亿元全方位支持中国足球；同一年，广州另一家地产商富力，也接手了一家处于欠薪状态的俱乐部，更名为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主场移至广州越秀山。
彼时不差钱的恒大，组建了一支阵容超强的球队，2013年便创造中国足球新历史纪录，首夺亚冠冠军，“广州恒大”的名号响彻中国足坛。
主帅里皮，三大外援埃尔克森、穆里奇、孔卡，以及郑智、冯潇霆、郜林、张琳芃、孙祥、赵旭日、黄博文、曾诚等球员的强大表现，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到了2014年，绿地入主上海老牌球队申花；2015年，苏宁接手江苏队。这时候，中超16支球队，每一家的母公司或多或少都有房地产业务，有的是主业，有的是副业。
这十年间的中国房地产，追求规模效应，加杠杆、高溢价拿地、高周转、高薪挖职业经理人。地产的行事作风也“感染”了足球，地产商向足球行业砸入巨额资金，各家球队高薪聘请国脚和外援，赢一场球能奖励数百万元。曾经的国足主帅里皮，以2300万欧元年薪，登上过法国足球媒体列出的世界足坛教练年薪排行榜第二位。
房地产给中国足球注入一剂强心针，带来了久违的胜利。广州恒大是最杰出的代表，三年内两次登顶亚洲之巅，天河体育场数万人组成红色波浪，在亚冠决赛夜，球迷总会用粤语高声齐唱一首《海阔天空》：“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未有过放弃心中的理想。”
中国球迷长舒一口恶气，足球在中国重新成为一项能吸引人、带来荣誉感、有市场的运动，这背后，地产商们不知道砸了多少个“小目标”。
巨额亏损是足球俱乐部华丽荣誉背后的代价，地产商们似乎从未想在足球上获得金钱回报，他们到底在图什么？
“年年亏损，小俱乐部一年亏两三亿，像恒大这种级别的一年亏接近20亿。”辛波表示。另一家中超足球俱乐部内部人士则称：“我们这边一年纯砸钱5-6亿。”
河南建业董事长胡葆森2019年在一次活动中提及，他投资足球一年亏10个亿：“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河南建业是唯一没有更换过名字和赞助商的俱乐部。我和马云、郭广昌聊足球，郭广昌投资英超的狼队赚钱了，我们一年亏10亿元。”
广州恒大俱乐部2018年度的财报显示，当年营业收入为6亿，营业成本约为24亿元，净亏损18亿元。2019年度财报中，总成本达到29亿，亏损19.4亿，最大笔的支出用在了归化球员上，艾克森的转会费达到4052万元，费南多的费用为2830万元，恒大租借出去的球员高拉特，其召回费用达到了9600万元。
而恒大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母公司恒大自己的广告费用。排名前列的大客户，还包括恒大的供应商们，比如三棵树涂料、广东联塑、马可波罗陶瓷。
对于为何要在足球上烧钱，有些地产老板说，是为了自己的足球情怀，有些人说是为了打广告。许家印曾说，在电视台打广告一秒钟要15万，一场球赛有好几个小时，投资足球不仅花得少，宣传效果还更好。
在这个问题上，王健林显得更加诚实。万达2011年重回中国足坛时，王健林发表了一番演讲，阐述自己投资足球的原因是三点：领导指示、社会需要、情怀未泯。“万达之所以重新回到足球，首先是领导的重要指示，希望我能承担责任，大力支持中国足球重新振兴。”
“足球是政绩、是地方名片，很多房地产企业家认为，政府需要这个。房企投足球，就是帮地方政府买单。”一位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指出，足球能够链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这对于需要经常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房企来说，比获得品牌效应重要得多。还有房企在投资足球后，依托足球或者体育概念拿地，避开激烈的招拍挂，便是在更隐性的地方把投资足球的钱拿了回去。
但是足球行业自身无法造血，当背后的地产“金主爸爸”手头不再宽裕，足球的金元盛世也就到头了。
中国足球27年的职业化发展史上，烟酒、家电、快消、医药、房地产等行业都充当过背后金主。
“房地产之后，谁来接盘足球？目前大部分俱乐部的股权改革都不算成功。”辛波对第一财经表示，他认为仅有的成功案例是山东泰山队，今年年初，国网山东电力将山东鲁能40%股权转让至济南文旅，“从一家国企到另一家国企手上，比较有保障”。
多数俱乐部都把股改希望放在国企和地方政府身上。比如重庆队引入重庆的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河南队借改中性名之机引入郑州和洛阳地方政府。“这些俱乐部完成书面上的改革，但是资金还没彻底到位。”另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放眼看去，很难再找到一个行业，愿意像过去的房地产那样，以真金白银支持足球这张烧钱的“地方名片”。
但黄贺告诉记者，职业足球俱乐部股改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要求。
早在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就有关于“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的描述，其中称，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后来足协的一系列改革，便是基于这一方案。
如今足球俱乐部确实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因为疫情导致不能主客场比赛，连门票收入都没了。“这不是俱乐部活不下去的根本原因，足协的去企业化‘中性名’规定也不是原因，足协的各种限制一定程度是好事，限制了俱乐部超额投入和烧钱。”辛波认为，职业足球俱乐部如今最根本的问题，是无法自身造血，收入与投入不成正比。
但是危中有机，中国的足球市场仍然存在。辛波发现，他所在的城市，有越来越多的业余足球爱好者踢野球，足球氛围正变得浓厚。职业足球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但是对于中国足球产业来说，需要做更长远的事情，让更多中国人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并能亲身参与足球，足球产业才有自我造血的能力。
辛波认为，足球从业者必须得苦撑过这个艰难时刻，等待足球行业真正回归，不再依赖其他行业的输血。
足球走马灯般的投资者轮换背后，是中国经济风口的风云变幻。房地产曾拼命垒高足球的资本价码，但终究也只是中国足球的一个过客。
*应受访者要求，辛波、黄贺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