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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我简单讲这样一个题目“宏观经济的结构性潜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今年以来，中国整个经济复苏进程还可以。九月份GDP增速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从目前的态势，特别是两年GDP平均增速来看，中国四季度GDP增速很可能在4%以下。如果需求低迷，PPI居高不下，中下游企业利润被挤压，经济已有的风险点释放过快，经济很可能出现一种增速偏低，价格过高（这里主要指PPI，但CPI会不会传导过来，需要观察），效益下降，风险增大这样一种类滞胀的不利局面。这一点要引起关注。如果出现类滞胀局面，不仅仅会影响中国经济四季度增速，还会影响到明年增速。所以，目前节点上的宏观政策，包括今后长期增长动能的激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年初政府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6%，这个目标是留有很大余地的，正常情况下今年应该是8-9%的增速，两年平均GDP增速应该是5-5.5%。人大报告预测两年平均GDP增速是5.1%，我们估计的大概也是这个数，但是能不能再稍高一点呢，比如5.1-5.5%之间，以此为基础明年再争取不低于5%的增长速度。
最近大家都关注一些中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到底怎么解决。我简单讲一个观点，要从跨周期的视角和策略加以解决中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近期部分房地产过度扩张，陷入困境，有些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增长速度，导致隐性债务难以为继，双碳目标下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结构性的矛盾有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不能再拖了，有些也拖不下去了。在处置的时候，确实面临着短期和长期、目标和手段间的平衡问题，所以，我建议采取常规化、硬措施、软着陆的办法。
▪ 常规化。要给出一个适当长的时间，明确目标和任务，同时也给出一个明确的预期和缓冲纠错的空间，要有一个提前量。
▪ 硬措施。给出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市场纪律定了以后不能轻易动摇和退让，这本身是预期的一个部分。
▪追求的目标和结果是软着陆，以较小代价实现目标，即使有些泡沫破了，有些泡沫要破，有些风险释放看来也很难避免，但即便这样也不至于动摇大局。
宏观政策主要是解决短期、稳定、平衡的问题。现在我们说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应该干什么，但也要清楚它不能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对它的作用也不能高估。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和短期宏观政策相比，更应该关注结构性潜能的增长动能。因为中国无论是过去的高速增长，还是近些年的中速增长，比发达国家、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增速高得多，这不是由于宏观政策，而是来自结构性潜能。
结构性潜能是经济学常识，即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潜能。简单说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发达国家是3万美元，美国超过6万美元，这中间的差距就是我国的结构性潜能。如果一定要对中国的增长潜能做培训，我认为结构性潜能第一位，宏观政策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位的。
我们提出了“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中高速增长打开经济动能上和物理上的空间。经测算，这个领域所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潜能在未来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会占到70-80%。“3”是指实体经济需要补齐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我们称之为三新的三大短板。“2”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确实是一个新动能，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性的动能，欧盟疫后复苏时讲到的两大支柱就是这两大支柱，中国在这方面不弱，有些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概括一下，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大翅膀赋能。
为什么特别强调结构性潜能？房地产一直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的支柱性产业。所谓房地产的历史需求峰值大概在几年前就出现了，最近几年房地产还不错，价格还在上涨。它主要是结构性现象，主要是都市圈城市群需求旺盛，人朝着那个地方聚集所带来的上涨，其他地方的动力并没有那么强。
所以，这些动能都在逐步降低，现在急需新动能补上去，现在是结构性潜能框架转换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特别重视。不重视这个问题，过度强调宏观政策起不到那么大作用。
今天我想重点讲一讲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赋能。我主要讲一些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新动能，特别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的概念。最近几年强调发展实体经济，这是针对所谓的虚拟经济的问题提出的，过度金融化的问题是存在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有些人认为它是偏离实体经济的虚拟活动。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电商平台发展，挤垮了大量的商铺，不仅仅是中小型商铺，很多大型商城也开不下去了，这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不是可以由此引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数字经济的结论呢？显然不是。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这些都是有充分的经验和理论依据的社会共识。其实金融还是要发展，真正的问题是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数字经济怎么和已经有的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
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问题的讨论中，要以生产力作为判断标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有利于提高生产力，这是可以判别的，那就是好的，对的，应该鼓励和支持。反之就要提一些问题，就要提出质疑，有些东西是要舍弃的。
比如现在过度金融化，并没有提高生产力，它不是在创造，而是在再分配社会财富。互联网平台中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也有类似的特点。所以，从生产力的标准来讲，需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实际上已经有一些行业，比如生产领域包括流通领域正在发展。
它的特点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有数字技术领先，直接介入实体经济过程，重资产、就业人数多、供应链优化布局等等特点，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力，形成了比较强的竞争优势。所以，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非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也并不仅仅是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的生产；不是把所谓的硬科技和软科技对立起来，事实上传统的实体经济现在已经大量过剩，继续扩大规模，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实体经济讲再多也很难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竞争力已经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的新实体经济。我们面临的一个真实挑战是，实现转型，传统实体经济如何转向数字化赋能的新实体经济以提升生产力。
最近，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这几年，也会听到两种声音。一种强调制造业很重要，是立国之本，比重不能再降低了，而且必须要保持在一定的比重之上。
还有一种声音说服务业比重上升符合经济结构转型的规律，中国已经到了服务业为主发展的阶段。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但听起来他们也是矛盾的。如果我们由表及里不难发现，这两个说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关联的。服务业特别是直接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物流、金融、信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商务法律服务等等，最初大量都是包含在制造业之中的。
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些生产性服务业采取了外包服务等业态，被划入了服务业的领域。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是相互融合，高度依赖的。一个地方的生产性服务业发达，一般会对应着一个水平相当高的制造业。
相反，一些地方生产型服务业相当落后，它要发展高水准的制造业也很难，往往是一厢情愿。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制造业和为之直接提供服务的生产型服务业加总起来进行观察分析，相应提出一个制造和相关服务业的统计概念。统计部门能不能有这么一个统计指标。这样才能客观全面的看待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关于数字化实体经济，我简单谈几点。
一是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要由消费到生产，由流通到制造。最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分布在批发零售，社交媒体等领域，以To C为主，或者说是产品生产出来以后怎么卖给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的数字化水平相对比较高。下一步要转到产品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如果说消费和流通领域的数字化只是序幕的话，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才是真正的大戏，才能够实质性的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
二是实体经济数字化重点要转向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相比较，互联网相当于通道，5G技术是其中的高铁，大数据是原材料，云平台相当于仓储，其实真正进行加工的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相当于机器设备，其他技术都是在生产运送连接储存数据，而人工智能是用数据生产出信息量更大、更有价值的数据。现在电商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初期主要是数据连接以后的产物。最近几年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智能驾驶、算法推荐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已经显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巨大的潜能。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既可以表现为工业4.0等这一类无人车间中的一些变化，也可以体现在对宏观经济行业，包括一些具体产品运行状况的实时感知和观测上，特别是预测。这些技术如果发展起来以后，可以显著地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三是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要摆正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的注意力要放在制定规则、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引导预期等方面。对具体的技术路线，且不必过多干预，因为这件事情干预也解决不了，更多要由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进程来解决。监管要跟上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平衡好与创新的关系。
绿色转型，这个目标并不是别人让我们转，是中国自己要转，这个目标包括双碳目标必须努力实现，不能动摇。但是最近出现一些情况，包括PPI大幅上升，初期判断主要是供求关系短期不平衡引起的，今年（2021年）上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们说PPI上涨是一个短期现象，基本面因素和基本面的供求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涨一段时间就会落下来，但现在看来上涨的时间明显在拉长。
主要的因素已经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比如煤荒、电荒。部分行业和地区一度出现拉闸限电，停工停产等情况。在双碳目标起步阶段出现这些情况，既要考虑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而且特别要看远一点，下一步到底怎么实现双碳目标。
这里我讲几点什么事不能干：
一是减碳不能“单打一”。应该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这是我们和发达国家的重要区别。发达国家服务业为主，污染问题基本解决了，环境也不错了，增长也没潜力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碳减排的问题，但是我们还不一样。刚才讲到的几个方面我们都要抓，而且都要硬，不可偏废。
二是减碳不能运动式。最近这一点讲得比较多，我们重审一下。要实现双碳目标，其实核心部分就是用绿色的技术替代传统的技术，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降低生产速度和减少生产能力，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供给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过去讲破旧立新，讲的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在这次绿色转型中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能去，对这种连续性有很高的要求，这也是中央强调的先立后破。所以，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是适得其反。
三是减碳的指标要很讲究，不能错位。这里我说经济学的观点。如果把实物量的指标，特别是实物量的数量指标，如某个行业的产量，能耗这类投入品数量，作为或者实际上成为一种宏观考核和监管的指标，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按下葫芦起来瓢，这也是过去为什么要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还是要慎用少用行政性办法，多用经济性市场性办法，比如放开煤炭价格的办法更有利于企业以内在的动力节能减排。
除此之外，这些是短期问题，稍微看远一点要提一个问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r1] 在绿色发展中，市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要不要、能不能市场在绿色发展中也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但目前客观来讲还不具备条件，距离还相当大。
但是我以为过去绿色转型可能还是配角的时候，也可以用过去的办法来做。但现在双碳目标确定了以后，中国绿色转型，而且是全面的绿色转型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应该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而且是要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我就说一点，现在可能对很多短期问题考虑很多，现在要特别重视做一些对绿色转型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这里面我讲两个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因为时间关系今天不讲了。
制度创新要做的事很多。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帐户，碳帐户、生态帐户和绿色责任帐户。最近中国碳交易市场上线交易，表现可能和预期还是有距离的。前提是要把帐户普遍建立起来，帐户就是在确定产权和责任。建立帐户首先要做碳核算和生态核算，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无论是用行政性的办法还是市场性的办法，前期都要把账算清楚，有一套科学的算帐方法再说别的。碳核算或者绿色核算是整个绿色转型的基石，这是基础的技术。
但是，碳核算或者绿色核算很重要很紧迫，但现在关注的人很少，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在碳核算生态核算的基础上，我们再建立碳帐户和生态帐户，形成包括碳减排、常规污染物治理、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四位一体要素在内的，各级国家政府，包括市一级、区一级、各级政府，企业、个人在内的绿色责任帐户，这样才能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
所以，产权和责任通过帐户落实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清洁。现在问题是有人自己门前雪有多少都没有搞清楚，还在关心别人的瓦上霜。现在可能要拐回来了，把责任体系建立起来，把账算清楚。应该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通过绿色帐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到底，使绿色转型能有一个扎实有效的实质性的进展。
（整理自刘世锦于2021年11月21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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